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如其他事业一样，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真正是“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它建立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代人接续探索和顽强奋斗基础之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开探索，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一概念，《论十大关系》作为这一探索的代表性成果，包含了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光辉思想。工业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和组成部分之一，今天，回首《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发表及其开创之功，仍然很有意义。

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源起

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经过28年成功与失败磨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中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十分缺少工业化建设的经验。毛泽东指出，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虽然有困难缺少经验，但是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满怀信心地开始投身工业化建设。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探索。在最初的工业化建设探索中，我们党的领导人非常谨慎，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提出许多推进工业化的思想。

比如，毛泽东提出了城乡兼顾的观点。1949年3月，在为新中国建设谋篇布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就实际上提出了农村和城市、工业和农业统筹兼顾的思想。

刘少奇提出了城乡一体、分步推进经济建设的观点。同样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提出，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1950年五六月间，他在《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中提出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大体步骤：一是必须恢复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并使那些不能独立进行生产的已有的工厂尽可能独立地进行生产；二是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进行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三是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我们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在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使农业生产机器化。他并指出，中国工业化的过程要循着这样的道路前进。

刘少奇还指出，世界上有两种工业化筹集资金的方法、两种工业化道路。一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即：无情地剥削本国工人和农民，并使无数的小生产者和中等企业主破产，以集中资本，此外就是依靠对殖民地的掠夺，依靠军事赔款，依靠奴役性的借款和租让。另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即：依靠本国人民的节约逐步地筹集起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和在平等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借款和实行租让。除此以外，是没有第三条道路的。

周恩来也提出类似观点。他强调，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这个辩证的正确的方针是毛泽东思想在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上的运用。

由上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探索，即在经济基础薄弱、战后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从恢复农业、轻工业开始，逐步增加积累，逐步发展重工业。这样的工业化道路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二）“一五”计划的选择。然而，1950年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打断了上述探索。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与实施，使国家走上苏联式的工业化道路。苏联式工业化的特点，包括时间短、重工业优先、推进农业集体化，等等。

在酝酿编制“一五”计划的过程中，1953年4月，米高扬向李富春通报了苏共中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济专家对我国“一五”计划的意见。其要点共有8条，第一条就提出，从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考虑，“一五”计划的基础是工业化，首先建设重工业。1955年7月，李富春向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强调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重工业优先战略由此逐步确立。

1953年底，党中央经过近一年的酝酿，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党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当时各项工作的“灯塔”，实际上也统一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认识，规定了工业化发展的道路：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从重工业开始，在十多年中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苏联过去所走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当时强调，要批判一切违反总路线的错误思想。

1953年9月23日，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指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共同纲领的路线，现在更把它明确起来。对抗着这个路线的有反动的封建买办的路线——少搞或不搞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多搞农业、轻工业，或不搞工业而专搞农业，这就是不要中国工业化，农民生活也无法改善，使中国经济不能完全独立而仍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的经济地位，这是便利美蒋的路线。有些人出于恶意，有些人出于善意。另一种对抗的路线是资本主义的路线，赞成搞工业，但想搞资本主义工业化，即是说要走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道路。这是走不通的路线，其结果必然与总路线对抗，不利于建设，有利于敌人。至此，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已经十分清楚，不是可以随意讨论的问题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环境十分恶劣，经济活动仍然相对简单，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苏联式工业化道路有其客观必要性。到1956年，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我国“一五”计划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重要经济部门之间比例比较协调，市场日益繁荣，物价保持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这与旧中国经济衰败、物价暴涨、城乡凋蔽、民不聊生，形成鲜明对比。

（三）1956年春“第二次结合”的提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一五”计划的成功实施，以及国际形势日益出现缓和，党中央把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虽然社会主义阵营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仍在继续，但缓和趋向开始出现。苏联与东欧国家开始提出要按各国情况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同社会主义各国的交往日益密切，中苏关系处在良好发展时期，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显露出改善的迹象，中日民间关系发展引人注目，中美关系在两国大使级谈判开始后有所缓和，同亚非各国关系取得新进展。总之，中国所处国际环境在不断改善。

经过“一五”计划的实践，我们党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对苏联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逐步有所了解，认识到学习苏联经验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道路的探索。以苏联为鉴戒，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

恰在此时，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一些重大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国共产党对苏共二十大的做法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并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这篇文章时，毛泽东着重指出：对苏共二十大，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由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踏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工业化建设道路的伟大进程。

《论十大关系》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提出

1956年春，以苏共二十大揭开苏联问题盖子为契机，以到各地调研、听取34个部委汇报、听取并收集各省市自治区情况作基础，以历史的经验教训为背景，毛泽东对听取汇报、调研了解掌握到的情况和问题进行归纳整理，总结规律性认识，先后于4月25日、5月2日，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讲话分十个部分，又称十大关系。《论十大关系》着重阐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明确提出“以苏为戒”。以苏为戒，是一条贯穿《论十大关系》的主线。十大关系几乎都与苏作比较。这条主线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的做法，要努力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1956年4月4日，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指出，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

4月25日，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明确提出“以苏为戒”，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清醒和坚定。

第二，提出重工业优先，兼顾农业、轻工业。苏联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工业优先，这甚至被认为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标志。然而，重工业优先发展，违反了产业结构逐步由农业、轻工业再向重工业逐步升级的一般规律。坚持重工业优先，就一定会损害农业、轻工业的顺利发展，进而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在苏联，重工业落后局面虽然得到解决，但农业、轻工业却陷入落后、发展缓慢，食品和日用品长期供应紧张，影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应有提高。

“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基本参照苏联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重工业投资比重比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高：中国为88.8%，苏联为85.9%（占工业总投资的比重）。而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比苏联“一五”时期要落后得多。这就在更大程度上扭曲了经济的正常发展。

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毛泽东辩证地指出，从长远观点来看，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由此可见，在这里，毛泽东恢复了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联系起来”的精神。

提出对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关系进行适当调整，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进行改革的突出标志。

第三，提出正确处理集中与分散的关系。高度集中管理，是苏联模式的一大特点，是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中，苏联建立起以计划管理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保证了苏联政治、经济战略目标的实现。它比较适应战时和经济生活比较简单的时期，经济生活进入常态化复杂化以后，矛盾和问题就会突出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党就开始学习和引进苏联高度集中的管理经济的做法。“一五”期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统治地位的建立，现代化大企业的增加，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来。这一高度集中的体制，表现在计划体制上，对国营经济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原则，对整个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相结合的制度。对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实行直接计划，对农业、手工业、私营企业实行间接计划。在工业体制上，中央各部门直接管理的工业企业不断增加，从1953年的2800个增加到1957年的9300多个。在财政体制上，1953年建立了中央省（市、自治区）和县三级财政，实行分级管理，地方财政结余一律上交。在财政总收入中，中央占80%，地方占20%；在财政总支出中，中央占75%，地方占25%。在物资体制上，重要生产资料实行中央统一分配制度。在劳动工资体制上，1954年后，劳动计划和劳动管理权逐渐集中于中央。在物价体制上，实行集中领导，分级管理。在外贸体制上，实行集中管理。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这样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是完全必要的，反映了经济结构从多种成分转向单一公有制的趋势，反映了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中需要集中使用物资、资金的要求。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到“一五”计划末期，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日益暴露出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弊端，使市场范围太小，地方和企业的权限太小，影响了根据市场需要调节生产和流通，削弱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

1956年初，毛泽东在调研时就指出，过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提出正确处理集中与分散关系，是改革以高度集中为特点苏联政治经济模式的必然要求。

第四，提出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注意缩小收入差距。众所周知，苏联突出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在特定条件下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保证了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强大。但是，苏联将其加以固化，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和道路，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矛盾。在苏联，农业的发展速度不仅相对落后，而且在倒退。例如，1953年苏联的粮食产量只为8250万吨，比战前1913年还少350万吨。农业的严重落后自然会影响到轻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已成为世界上钢铁、机械和煤炭产量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却几乎不生产电冰箱、洗衣机，甚至鞋、袜等生活必需品也很短缺。

中国情况要好些，但也存在不足。居民物质福利有了相对提高，实际生活水平还是非常低。1954年，尤其是1955年，出现了拖欠工人和职员工资的倾向。农民合作社社员，也有收入下降的情况。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在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就强调指出，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

在发表《论十大关系》时，毛泽东进一步加以强调，关于工人，他指出，工人的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关于农民，他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讲话还专门提出注意处理缩小收入差距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出，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提出关心改善人民生活、缩小收入差距，是努力改变对人民生活关心不够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共同富裕的生动体现。

第五，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1956年2月25日，在听取重工业部汇报时，毛泽东指出，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手起家，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当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时，毛泽东赞成说：无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等等，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4月10日，在同丹麦大使交谈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很愿意向你们学习，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

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能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这些阐述，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怀和开放眼光，可以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对外开放的先声。

第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论十大关系》贯穿始终的另一条主线。讲话在结尾提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讲话提出的10个问题，包括上面所列5点，主要涉及经济方面，是坚持以苏为戒的体现，也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服务社会主义事业的体现。其他，经济方面的“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以及后来加上的政治方面的几大关系，如“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更是体现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

比如，关于沿海和内地的关系方面，鉴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严峻的国际环境，“一五”计划将工业建设更多地放到了内地，沿海工业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有所缓和。根据这种变化，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又如，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努力创造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有利的国内外环境。《论十大关系》发表，是在“一五”计划即将结束、“二五”计划即将开启之时，建立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经验基础之上，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集中反映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步之时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建设的初步认识，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显示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决心意志和能力。

时隔不到一年，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再次就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发表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共讲了12个问题，多为政治问题，但最后一个问题却是经济问题“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对于这一问题的阐述，弥补了《论十大关系》的不足。首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旗帜鲜明提出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概念。其实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主要精神就是要以苏为戒，找出符合本国国情的建设道路。然而，《论十大关系》没有提出这一概念。其次，明确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内涵，即：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再次，阐述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即：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最后，讲话展开阐述三者之间关系的道理。即：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

这样，通过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回答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对此作了回顾。1958年2月，毛泽东在对《论十大关系》进行说明时指出，1955年就感到要着重农业。到了1956年春季，我们就感到应该有所调整，不要单调地搞重工业，要着重农业和轻工业，但明确地讲，就是见于去年2月27日讲的、6月19日发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那上面说的是同时并举。

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接续《论十大关系》的探索，明确国内的主要矛盾，提出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主要任务，即“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国防”，实际上提出四个现代化。围绕实现主要任务，“八大”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党的建设方面进行部署。在经济上，提出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探索改进经济管理的方针政策，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这是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苏联模式、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尝试。在民主法制建设上，强调扩大人民民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文化建设上，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繁荣科学和文化艺术工作的指导方针。在外交工作上，提出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在党的建设上，提出基本任务就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些部署是正确的。历史证明，八大路线是正确的，虽然未能在实践中完全坚持下去，但影响深远。

《论十大关系》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经历一系列成功与挫折，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更多的清醒和坚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指出：“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论十大关系》探索轨迹、朝着适合中国实际的方向一往无前、胜利前进。全会公报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1956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命题。他强调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讲话实际还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地看，《论十大关系》对于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开辟的重要指导意义在于，《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以苏为戒、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及其探索，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实践依据，在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促进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如由于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上海的工业实现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为全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再次把目光投向上海，强调“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又如正确处理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当时计划体制下放与收的探索，无疑是改革开放以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提前“试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和坚持了长时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因此，我国经济建设必将重新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全会实际指明了通过改革开放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方向，那就是政治上保持安定团结、经济上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接续奋斗、砥砺前行，不断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20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肯定我们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即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这是对党的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大丰富和发展。今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又进一步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回顾《论十大关系》发表后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60多年探索奋斗历程，从中国工业化到中国式现代化，以《论十大关系》为开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经过不懈奋斗，终于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主任；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