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有很多形象生动的比喻，这些比喻不仅简洁明了，而且深刻揭示了党的理念和战略，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

党史上也有一些针对问题的比喻，如“鱼大水小”和“小马拉大车”。这些比喻亦形象生动、贴切自然、通俗易懂，深刻揭示问题的内涵，对于认识问题、解决问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鱼大水小”这个比喻来自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时，党、政、军系统脱产人员仅一点四万人，但随着奔赴延安青年学生的增加以及部分战斗部队调回边区，边区非生产人员急剧增加，1939年上升到三点九万人，1940年达到六点一万人，1941年达到七点三万人。与非生产人员增加相反的是，边区的财政外援却在骤然减少。对此，边区救急的办法是增加救国公粮的征收。这导致边区的主要生产者——农民负担明显加重，对边区政府的抱怨愈加明显，甚至引发了冲突和矛盾。

最极端的事例发生于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中身亡。同时，一位农民的一头毛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个农民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追查这个农民，毛泽东加以阻止，并说要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了群众的反感。后来检查发现是公粮征多了。胡乔木把这种非生产人员增加和财政供应不足的现象称为“鱼大水小”。

面对上述问题，中共先后采取了多种方式加以解决，包括对民众进行解释和思想政治教育，制定出“独立自主，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财政政策，提出“节省人力、武力，组织以精干为原则”等。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李鼎铭等十一人提出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毛泽东对这个提案非常重视，认为这个办法“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1941年12月中旬，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把“精兵简政，节省民力”列为“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要求党、政、民众团体的全部脱产人数不得超过甚至更少于该地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财政政策必须注意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结合，精兵简政工作正式开始。

精兵简政工作先后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4月，裁减了各种机构百余处，缩减工作人员数千人。但总的来说，由于认识不足和缺乏经验，收效不大。1942年6月底至8月，进行了第二阶段的精简，重点是建立边区政府本身的一些必要的工作制度。明确规定了“紧缩上级，加强下级，政（务）事（务）分开，合署办公”等四项办法。第三阶段从1942年9月开始，进行一年多时间，至1944年初基本结束。精兵简政的大力推行，一方面增强了政府的办事效能，进一步统一了政策、法令、命令、指示，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大大地节约了财政支出，为民众减负。边区“鱼大水小”的矛盾得到很大缓解。

“小马拉大车”原本是一个中性词，描述的是一种物质现象，而其中的“马”指的是马力，“车”指的设备或者机床，而“拉”指的是驱动。

1961年《水利与电力》杂志第八期刊发了中共哈尔滨车辆厂委员会撰写的关于《力求用电合理化》的文章，“全厂的电动机有百分之七十左右是‘大马拉小车’（大电动机带小机床、小设备）或‘小马拉大车’（小电动机带大机床、大设备），不但过多地占用了用电设备，影响了供电质量和浪费了电力。”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小马拉大车”曾一度转化为一个褒义词，描述的是一种因创新而节约的精神，亦被用于形容一种努力奋斗的精神。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小马拉大车”的含义逐渐转为一种描述“问题”的代名词，同时逐渐从对“物质”的描述转向对“物质”与“现象”并存的描述，更多指代的是能力和任务之间的不匹配，个人或集体从事超出其能力范围的活动，导致效率低下或无法完成任务的情况。

2010年以来，“小马拉大车”开始应用于解读基层的社会管理服务问题。针对基层任务繁重，且工作中存在的资源、能力与任务不匹配的情况，社会上开始将这种现象称为“小马拉大车”，具体表现为任务超载、责任超载导致的压力超载。

针对基层治理中的“小马拉大车”，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果断提出为基层减负之策。

这些政策和措施体现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基层减负工作的高度重视，旨在通过减轻基层负担，使得基层干部能够从繁琐的文山会海、繁杂的督检考核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服务群众；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不懈奋斗，以好的作风振奋精神、激发斗志、树立形象，从而更好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